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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論不僅來自富士康位于深圳、昆山等12個廠區的1736份問卷調查，更有14名調查團成員以打工者的身份、臥底富士康的生活體驗。

    進廠面試先看手

    8月6日，清晨七點三十分，與其他一百多名應聘者一起，臥底富士康的調查團成員之一李靜(化名)來到了富士康廊坊廠區。作為富士康調查參與者的她，剛剛開始研究生階段的學習。

    “應聘者分成兩組，被帶到了廠區的一處樓房，面試地點在三樓。”李靜被告知，想進入富士康，要經過筆試面試和體檢，所有工作在一天內便可完成，而所有步驟的開始，是讓應聘者伸出雙手。“面試的人會讓你伸直手臂，跟著他的命令翻轉一下，抓握一下，判斷你是不是有基本的操作能力。”

    招聘人員還將應聘者的學歷以大專為界限分開，“大專以上學歷，進廠后直接就是師1級，也就是工程師1級，如果到不了大專，你就只能當員1，即作業員1級。”

    為體驗普通工人的生活，李靜隱瞞了自己的學歷，而招聘人員也沒有對她的學歷進行核實，假稱是一名“高中畢業在飯館刷了兩年盤子”的女工，李靜進入了筆試面試。

    “筆試大多是初中水平的。”其中筆試中的一道大題是勾股定理。面試同樣平淡無奇，工作人員只是簡單詢問了李靜的家庭與經歷。

    面試一直到下午5點，等待結果的人群最終被分為三部分，被富士康的工作人員帶到廠區門外的人，會被告知不予聘用；而其他人或被通知復檢，或直接被帶到食堂吃晚飯，然后住進宿舍。李靜進入了富士康龐大流水線體系的第一環——當天就住進富士康：“每天都有上百人經歷這個過程，而錄取率大概在3/4左右。”

    懲處規定達127條

    與李靜一起通過招聘的上百人，被安排進有空缺床位的職工宿舍。每間10人居住的宿舍，由于工作人員流動大，不時出現空缺，李靜所住的宿舍，有5個床位空著。

    “這些人從哪里來的都有，每個人的經歷都不同，進入富士康，大家只有一個想法，賺錢。”這里有找不到工作的中專畢業生，有夢想開奶茶店而來攢錢的待婚女子。她還了解到，工人其實有社招工和推薦工的區別——由于缺少工人，富士康鼓勵工人推薦親友加入工廠，每個成功推薦者都會得到上百元的獎勵。面試后的第二天，李靜與新來的同事一同簽訂了勞動合同，社招工與勞務公司簽訂了兩年的勞動合同，而所謂的“推薦工”，則可以與富士康簽3年的正式工作合同。

    進入富士康的當天下午，李靜開始了長達一周的人資培訓，她被告知，任何違反生產紀律的行為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事后，她與其他調查人員發現，在《富士康科技集團員工手冊》里，僅涉及懲處的規定便有127條。

    在培訓課上，李靜看到了一段富士康自制的教育視頻——“阿丙打工記”，視頻中的阿丙，為自己的利益努力抗爭，企業的管理者也被分成了“好線長、壞線長”，好線長態度和藹，而壞線長脾氣很兇，總是呵斥自己的員工。 [NextPage] 借著這樣的機會，李靜向主管詢問為何富士康出現了這么多跳樓事件，主管卻不愿多談，只半開玩笑的表示深圳的主管不如自己，對員工太兇了：“然而實際上他也很兇，不許我們私下談論自殺事件。”與李靜同去的一位同事，由于還沒有配共用衣柜鑰匙從而無法拿到工作服，遭管理人員責罵：“雖然培訓時說管理人員不能兇，不過現實中，沒有一個不兇的。小姑娘被罵得直哭。”

    員工犯錯后的懲罰，也五花八門，另一位在杭州體驗的學生回憶，曾有同事因漏鎖螺絲，被罰抄總裁語錄300遍。

    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

    原本七天時間的培訓，由于生產線的人員短缺，被濃縮成了三天。三天之后，李靜被分派到C03廠區，所謂C03，是一棟全是生產車間的樓房，這樣的樓房在富士康廠區中有十多座。

    李靜所分派的車間，被用來生產某著名品牌手機的主板。每一塊手機主板都是自動印刷電路并焊接，印刷后，將有一道被稱為“AOI”的自動檢測，然后主板隨流水線進入回焊爐焊接，之后流出到李靜面前，她的工作便是用5倍放大鏡檢查主板的元件是否準確的焊好，是否存在錯位。

    “我的工作便是站在那里，看到不良就進行記錄，如果多個不良連續出現，就要通知線長和相關技術人員。”李靜表示，這樣的工作，在富士康的規章中其實有“標準人力”的設置，通常是二至三人，然而由于人手短缺，同一個檢查點，往往只有一個人工作。

    第一天正式進入工作，李靜便被告知富士康實行“黑白兩班倒”的方式，而她被安排到了晚班，時間是晚八點到早八點，由于流水線需要站立工作，這也就意味著，李靜需要每天站立面對放大鏡超過10個小時：“每天在我面前經過的電路板都要七八百塊，看得我都要瘋了。”

    在《富士康調研報告》中，也專門講述了富士康工作時間的“超現實主義”。調查報告中對富士康工人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75%的工人“月平均休息天數”為4天，8%的工人“月平均休息天數”少于4天。此外，73.3%的工人“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在10小時及以上。工人月平均累計加班時間為83.2小時。“每條生產線都有生產指標，如果完不成任務，大家都要加班，在下班的晚課上，我們還要自我檢討。”

    經過兩周的工作，身體已有些吃不消，李靜萌生去意，不料當她透露了想離開時，卻遭到了同伴的一致反對：“大家都勸我忍一忍，每個人都說，出來不就為了掙錢么。當談到自殺事件時，每個人都覺得那是自殺者的個人問題，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很慶幸自己能夠隨時離開。”

    員工質疑工資“明升暗降”

    繁瑣的工作，巨大的壓力，換來的卻只是微薄的薪水。李靜透露，作為普通工人，即使算上全部加班費，每月也只能拿到一千五百元至一千六百元的工資，而這還是富士康針對連環跳事件推出“加薪30%”舉措后的數字。

    這樣的加薪承諾也被調查組質疑。2010年6月，為回應公眾對于富士康的質疑，富士康宣布為工人加薪30%。據資料顯示，分布在國內各地的富士康均上調了工資，加薪后工人的基本工資約為900至1200元左右，其中上海與杭州的企業上調后達到了1250元。[NextPage] 不過在一位富士康內部人士的眼中，富士康的“工資上調”，只是鉆了政府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時間差。

    “2010年很多省市都開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是說，如果富士康不上調自己的工資標準的話，那么連最低工資標準都無法達到。但它宣布上調30%，卻給人一種大幅上調的感覺。”該內部人士透露，富士康加薪承諾看似上調30%，但如果與各地政府新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相比，富士康員工的基本工資僅僅高出不到10%。

    以上海為例，目前上海市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120元，而富士康普工基本工資則為1250元，僅僅高出130元：“說是上調了工資，實際還是在貧困線上。”甚至有工人透露，在上調工資后，原先的獎金被取消或減少，實際上收入“明升暗降”。

    過低的基本收入，使得工人想要拿到更高收入，只能靠加班來實現。《富士康調研報告》中舉例，一位在“SMT部門”工作的員工，2010年7月工資總額為2417.52元，其中1123元為加班工資，加班時間達到了103.36小時，而根據《勞動法》規定，勞動者加班時間不能超過每月36小時。

    2010年10月，富士康再次高調宣布加薪100%，不過對于許多員工來講，這樣的承諾也顯得好似空中樓閣。

    與此同時，微不足道的工資，還被不斷上漲的物價和員工的自身消費需求消弭殆盡。調查報告顯示，部分富士康廠區周邊房屋，在富士康宣布漲工資后，立即上調房租標準，工人只得哀嘆“工資是給房東漲的”。

    “工作壓力讓他們產生了排解壓力的需求。”李靜的一名室友，常在閑暇時跑到廠區周邊的迪廳跳舞。而上班12小時后還要去網吧玩上兩三個小時的工友，更是比比皆是，消費需求、物價飛漲與收入低廉的巨大反差，使得許多原本打算在這里攢點錢的人，成了“月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