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2日,液晶面板產業發展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融資——京東方460億元定增被質疑“圈錢”。從鄂爾多斯出差回來的京東方總裁陳炎順對《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表示,這是對液晶面板發展的深刻誤解。
十年前,京東方收購韓國現代TFT-LCD業務,中國大陸企業第一次掌握了液晶面板核心技術。一個規模達數千億元的產業也由此起步。
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十年來扮演了一個矛盾集合體的角色——為了提升國家的工業化和技術裝備水平,即便虧損慘重,他們不得不繼續投資,進行大規模擴張。而作為一家公司,他們還必須向投資者負責。此外,在承受著巨大虧損的同時,這個產業還必須對“過剩論”、“OLED替代論”作出解釋。
十年回首,出局者已經遠去,格局煥然一新。中國大陸面板業“政府支持、市朝運作”的發展模式是中國特色還是國際慣例?在洶涌的產業洪流中,如何定義這十年的歷史意義?
2003如夢方醒
在數十年以市郴技術愿望破滅后,中國大陸面板業幡然醒悟:尊嚴不是等來的,得自己掙。
2003年2月,京東方以3.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韓國現代電子的液晶業務,在北京亦莊投資12億美元建設了一條5代線,于2005年5月量產,結束了中國自主生產液晶顯示屏零時代。
這是一個日后必定寫入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歷史的日子。在日韓平板電視廠商及中國臺灣企業擁屏自重、肆意侵蝕中國大陸彩電市場份額,并對中國大陸企業進行液晶技術封鎖十年后,中國大陸企業第一次撕開了嚴密的技術封鎖線。
彼時,世界電視產業從傳統CRT(顯像管)顯示器向液晶、等離子等新型平板顯示器轉換,液晶面板占液晶電視整機成本的2/3,中國大陸彩電廠商被迫花費巨資,從韓國、日本、中國臺灣廠商手里采購液晶面板等關鍵零部件。
事實上,在京東方舉起收購之刃一年前的2002年4月,上海廣電集團(下稱上廣電)就與日本NEC簽訂液晶項目合作意向書,投資近100億元從NEC引進一條5代線。但這次合作依然沒能跳出CRT時代“用合資方式換取技術使用”的傳統模式。
這種模式京東方相當熟悉。早在1987年,京東方前身北京電子管廠就與日本松下建立了合資企業——北京松下彩色顯像管廠,北京電子管廠占股25%,松下控股。但直至2009年CRT電視幾乎被擠下歷史舞臺、松下彩管廠關張大吉為止,中方也沒能從中拿到任何核心技術。
顯示產業的演變軌跡仿佛是歷史的宿命,始終沒能逃出誕生于歐美、成熟于日韓、產業化于中國臺灣,最終向中國大陸流變的規律。在上世紀60年代肇始的 CRT顯示時代,中國大陸在嚴密的技術封鎖下數十年寸草不生,到CRT壽終正寢時中國大陸的產業人驀然發現,犧牲市場并不能換來技術,貧瘠的土地斷然無法憑空長出果實。
清華液晶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張百哲也說,與汽車產業不同,歷史證明液晶面板產業“以市郴技術”這條路走不通。如果依然走合資路線,這個產業可能至今還在死胡同里打轉。京東方總裁陳炎順也認為,收購韓國現代電子讓顯示產業的演變軌跡徹底改變,中國大陸液晶產業發展至少提前了5年。
2003年,15英寸液晶面板的價格一度竄升至每片230美元,致使京東方當年營收達到破紀錄的111.8億元,猛增133.7%;實現凈利潤4.03億元,比上年暴增386.7%。上廣電也開始迎來歷史上最好的時刻。
京東方開始沖高產量,從初始階段的月產3萬片,擴大到2006年8月的6萬片,2007年9月達到8萬片,2008年7月已經達到月產10萬片。京東方開始爆炸式地發展,5代線成為國際上運行效率和贏利能力最好的生產線之一。
然而京東方的命運,卻在順風順水之時因為2004年下半年液晶周期的衰退被徹底改變。這個變化也為京東方日后在市朝過程中處處被動埋下伏筆。
2005龍難聚
深圳“第三城”夢難圓,夏普為何對“聚龍計劃”始亂終棄?又如何曲線成就了華星光電?
進入液晶面板行業就像騎上了虎背,騎著不舒服,但下來更危險。這意味著只要身在其中就得繼續投資擴大規模。5代線切割的面板并不能供應大屏幕液晶電視的市場,而中國大陸是世界最大的液晶電視市場,大尺寸液晶面板卻全部依賴進口。
2005年下半年,在信息產業部和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受進口面板制約之痛的創維、TCL、康佳、長虹等4家彩電巨頭計劃合資在深圳建設6代液晶面板生產線。在向境外企業尋求技術來源時,他們得到的答復或者干脆是不轉讓技術,或者是技術轉讓費太高。當尋求外企技術支持碰壁后,“聚龍計劃”將橄欖枝拋向擁有自主液晶面板技術的京東方。
將現代電子納入麾下后,京東方不甘僅在北京建設一條5代線,此時出現的“聚龍計劃”恰恰也符合了京東方“揮師南下”的擴張戰略。2006年初,隸屬于深圳市國資委的深超光電以及創維、TCL、康佳和長虹等4家彩電企業各出資200萬元成立聚龍公司,京東方以技術入股占40%,四家彩電企業占股40%,深超光電則占股20%。
就在協議簽約關口的2007年7月底,日本夏普主動向深圳市政府提出愿意以技術入股,建設一條7.5代線,令深圳市和4家彩電商開始動遙長虹干脆撤出去做等離子(PDP)了,“聚龍計劃”與京東方的合作就此擱淺。
同時在日本本土,夏普已經確定投資建設10代線液晶面板工業園區,總投資額達到642億元。沉浸在喜悅中的“聚龍計劃”成員并沒有注意,在籌建10代線而資金鏈緊張的時刻,夏普主動示好究竟是真心還是假意。
時隔不久,廣東省信息產業廳透露,夏普投資建廠的項目基本暫停,具體原因與夏普原先承諾額包括投資、專利等方面的一些條件無法實現有關。
夏普的意外攪局使深圳成為繼京滬之外的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第三城愿景擱淺,也將京東方南下的計劃徹底攪黃。
但深圳仍未放棄努力。“聚龍計劃”流產后,深圳市一直尋求以TCL為主體、通過從國外企業購買技術進入液晶面板產業,但困難重重。
2007年送走夏普后,TCL與韓國三星簽署技術合作協議,在三星的技術支持下(包括三星提供人員培訓和指導,支付技術轉讓費)建設一個液晶模組廠(4條生產線)。該項目于2009年2月量產,當年即實現贏利。
TCL模組廠本來是為三星代工,但項目的實施卻使TCL逐漸形成建廠能力。值得一提的是,TCL通過這個項目建立了自己的研發團隊,并通過實踐獲得了自主建設液晶模組生產線的能力。3年后,這個團隊發展為中國大陸液晶產業的重要力量,華星光電應運而生。
回溯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的歷史,深圳故事仍然是極為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它促成了日后虎踞華南的液晶面板企業——華星光電的誕生,卻也將中國大陸高世代液晶面板生產線發展的步伐至少推遲了2~3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這一年中,中國大陸面板進口額超過300億美元。[NextPage] 2006谷底苦熬
瞬間回暖使液晶面板“國家隊”流產,意外促使中國大陸面板業自主發展模式雛形初現。
就在折戟深圳當年,液晶面板價格開始直線下行,行業形勢一落千丈。京東方截至年底的財報顯示,2005年公司虧損達16億元,這是自1993年公司成立以來出現的首次年度虧損。
滬派面板巨頭上廣電也在虧損的威脅中煎熬。盡管沒有出現虧損,但是凈利潤也已下滑達90%以上。
2006年12月,在國家開發銀行、信息產業部等的推動下,陷入經營困境的京東方、上廣電,以及位于江蘇昆山的龍騰光電3家企業宣布將各自旗下的5代線剝離出來,合并成立合資公司統一運營。“三合一”的計劃被傳得甚囂塵上,液晶面板“國家隊”呼之欲出。
中國工程院院士歐陽鐘燦向《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回憶稱,在資金鏈朝不保夕的行業低谷期,3家企業都對合并抱有很大期望。曾有坊間消息稱,京東方、上廣電、龍騰光電“三合一”計劃完成后,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將向合并后的公司提供不少于10億美元額度的資金支持。
就在馬上要簽署合同時,2007年上半年液晶價格突然出現回暖跡象。“大家都放慢了腳步,公司好不容易能掙到錢,當然先把錢賺了再說。”中國光學光電子行業協會液晶分會秘書長梁新清回憶說。此后“三合一”計劃無疾而終。
液晶面板“國家隊”組建流產,讓京東方和上廣電都不得不重新考慮戰略。京東方認為貿然上高世代線風險太大,于是決定建設投資規模較小的低世代線,在中小尺寸液晶面板市場做到最強,然后再向高世代線擴張。其走出的第一步是在成都建設一條4.5代線。而上廣電則依舊圍繞合資戰略進行布局。2006年9月,原上廣電NEC總經理周家春退休,由原上廣電光電子總經理施岳志(中國臺灣人)接任。施岳志空降企業后,從中國臺灣帶來一大批員工,并大量更換中國臺灣供應商。
雖然不是建高世代生產線,但是成都4.5代線采取的融資模式對于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發展而言,卻是一次重大的突破,為后來京東方建設6代線和8.5代線以及華星光電的液晶面板生產線打開了一條融資通道。
此前,北京市政府(通過北京市國資委下屬的北京市工業投資公司)借款28億元給京東方以支持5代線建設。在后來遭遇資金困難時,京東方提出將借款轉成京東方集團的股份,一方面可以幫助京東方渡過難關,同時政府仍然可以通過資本市池收這筆資金。北京市政府同意了京東方提出的這個辦法。這一方式為京東方展現了一條融資新出路:向政府或者特定的“戰略投資者”增發股票以獲得足夠的資本金。
這種債轉股的策略在如今看來十分平常,但其出現在2006年風雨飄搖的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中,卻挽救了危機中的京東方,使這個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液晶面板企業等到了2007年的難得贏利,也使“政府投資、市朝運作”的面板業獨有的發展模式逐漸形成。
2008規模戰
滬派企業倒下,液晶面板產業規模戰開打,“產能過剩論”抬頭。
“忽喇喇似大廈傾”,經過2007年上半年短暫的好光景后,液晶周期的過山車效應持續發酵,全球液晶面板價格崩盤。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面板業進入虧損下滑道,這一虧損連續近5個年頭。
這一年年底,上廣電高層集體換屆,施岳志提出辭職,由上廣電電子股份公司總裁顧偉民接任。兩次換帥造成的人事動蕩和管理混亂,讓剛剛投產3年的5代線一直在巨虧中度日。最終在高額設備折舊、高價進口原材料、產品缺乏競爭力、人事動蕩以及技術依靠日本NEC(高額技術許可費用,占年銷售額3%)的五重打擊下,上廣電NEC的“引進-合資”模式走上了窮途末路,只有日本三井財團在其中成為最終的獲益者,韓國、中國臺灣廠商則少了一個潛在競爭對手。
同樣是在2007年,在“聚龍計劃”中鎩羽而歸的TCL不甘示弱,與夏普合作破裂后,轉而尋求與韓系面板廠商合作。當年,TCL與韓國三星簽署技術合作協議,在三星的技術支持下建設液晶模組廠。同年4月,“三合一”失敗后唯一一家沒有上市的面板巨頭龍騰光電增資8.7億美元擴產的方案獲得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審批通過。坊間亦有消息稱,龍騰光電有意借殼上市。
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甫一抬頭,再遭重創。2008年,奇美、友達、華映光電、LGD等相繼收縮戰線備戰寒冬。
2008年,京東方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出口艱難的關鍵時刻意外發動了規模戰。這一年3月,京東方成都TFT-LCD4.5代線開工建設,在此后5年內,京東方在TFT-LCD領域總共投了500多億元實施擴張計劃。擴張背后的邏輯,陳炎順的解釋是京東方要化行業低谷為企業成長機會。
從2009年開始,中國大陸市場對液晶面板的需求急劇增長。2009年上半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連續兩次組織中國大陸九大彩電廠商赴中國臺灣采購液晶面板,總金額高達44億美元,總量超過1200萬片。此舉甚至一度被評價為“將中國臺灣企業拉出了金融危機泥沼”。
主管部門也意識到大尺寸屏幕需求急劇擴大這一現象。2009年底,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信息司發布的一份名為《2010~2012年平板顯示產業發展規劃》的文件中,也提出面板生產正步入大尺寸時代,要重點支持6代以上TFT-LCD面板生產線等。
當年2月份,韓國企業突然以現金向中國臺灣廣達、奇美采購了400萬片庫存,并簽署2009年度采購協議,這種控制市場供應量的行為,立刻讓中國大陸面板出現嚴重的供不應求。同時韓國企業壓縮對華液晶出口量,開始漲價。接下來的6個月面板價格漲幅達到了30%以上,導致中國大陸彩電企業再次陷入困境。中國臺灣企業坐視這種局面,跟進控制產量,從中獲利。
而京東方所擴張的生產線投產后改變了所有業內玩家的心態,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長達4年的規模競賽也由此開始。夏普、三星、LG、奇美等企業紛紛宣布放棄封鎖戰略,要在中國大陸建設高世代液晶面板生產線。深天馬、龍騰光電和TCL都加足了馬力開始新建、擴建產能。
此前與三星在液晶模組項目上的成功合作,給了TCL管理層巨大的信心,同時也使他們熟悉了液晶面板行業,在業內建立起了人脈關系。在向外國企業購買生產線的設想走入死胡同后,TCL找到一名資深的中國臺灣技術管理者——曾經的奇美電子電視面板事業處總處長陳立宜(其經歷了5代、5.5代、6代一直到 7.5代線的建設和銷售,因連續虧損而辭職,被李東生攬入麾下)按照自主建線的需要招募了一支由100多名有經驗的中國臺灣工程師組成的技術團隊。在這一條件下,TCL向深圳市政府提出了自主建設一條8.5代線的方案,并迅速獲得了實施。
硬幣的另一面則是,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能過剩的論調開始不脛而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也注意到了這種現象,并在對外口徑中謹慎地用 “投資過熱”或“結構性過剩”來形容。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信息司副司長彭紅兵向本刊記者回憶稱:“2009年,工業和信息化部明確提出要求,所有在我國大陸投資建設的高世代TFT-LCD面板項目(包括地方已備案但尚未開工的項目),需要由國家投資主管部門和行業主管部門進行綜合性、對比性審查。”
2010年初,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收回了液晶面板項目審批權。在此之前,北京京東方、昆山龍飛光電、深圳華星光電3條高世代液晶生產線已經獲批,尚待審批的南京中電熊貓夏普、廣州LG、合肥京東方、蘇州三星和成都富士康5條高世代線的爭奪戰就成了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矚目的焦點,而主管部門決定只批準兩個新增項目。
2010大逆轉
中國大陸大尺寸液晶面板產能開始釋放,徹底撕開產業封鎖,為日后全球產業格局調整埋下伏筆。
2010年是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的反轉時刻,大中尺寸(32英寸以上)液晶電視面板完全依賴進口的局面永遠成為歷史。
這一年10月,合肥平板顯示產業基地——中國大陸首條第6代TFT-LCD生產線正式量產。這是中國大陸自主建設的首條高世代線,京東方僅用18個月時間的建設周期,創造了全球6代線建設的最快速度。
這一年,液晶面板領域大規模的產能擴充迎來第二個高潮,也是液晶面板大尺寸產品產能擴充的最高峰。深圳華星光電第8.5代TFT-LCD項目在深圳市光明新區正式開工,三星、LGD 8.5代線項目均獲批。
事實上,自從京東方合肥6代線開工后,在金融海嘯中停頓下來的夏普10代線、三星和LG的8代線、友達和奇美的8.5代線都恢復了建設。同時,夏普、LG、三星、友達、奇美開始前往中國大陸與各級政府積極接觸,探討在大陸建線的可能性。
2010年全球液晶面板出貨量達到了6.65億片,實現了26%的同比增長幅度。據Display Search統計數據顯示,LG壓倒三星成為2010年全球大尺寸液晶面板之王,其總市場份額為25.9%,三星拿下了22.9%的份額,友達則憑借 16.8%的市場份額名列第三,奇美的市場份額為16.5%排名第四,夏普是全球第五名,京東方的規模位列全球第十位。
2010年前的液晶面板產業,中國大陸企業仍然沒能走出“新兵訓練營”,參與高段位競爭。韓國一直是大尺寸TFT-LCD的最大生產國,產量接近全球一半,隨后是中國臺灣,占全球總產量的40%,而日本在6代、8代和10代線上有著強大優勢。
合肥6代線的快速量產,使京東方獲得了與全球液晶面板巨頭同臺較量的資本,其擴張的步伐也借勢駛入快車道。兩年后,京東方取代了夏普的位置,一舉擠入全球五強。
中日TFT-LCD面板產業形式發生了逆轉。2011年第二季度,日本大尺寸TFT-LCD面板月產量由320萬片減到230萬片,中國大陸則由 270萬片提高到340萬片。從第三季度開始,中國大陸地區大尺寸TFT-LCD產能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TFT-LCD產地。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的國際地位在這一年開始彎道超車。
很顯然,中國大陸是一個巨大的市常全球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年需求約為24億片,顯示器面板需求超過2億片,液晶電視面板需求超過1億片,中國大陸市場占比達到了20%。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制造基地,全球約70%的手機和筆記本電腦、80%的顯示器、60%的電視機都在中國大陸制造。
2013形象錯位
該不該忍受液晶面板業虧損?在產業使命與資本市場之間如何找到平衡?
自京東方發動規模戰至今的5年時間里,圍繞在其身上的質疑時有出現,尤其是在資本市常2000年年底在A股上市以來,京東方的累計虧損金額超過80億元,累計分紅金額只有1.18億元,最近的一次分紅在7年前。
陳炎順坦言,10年前,京東方憑借一場收購打開了局面,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由此贏得了尊嚴。目前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已擁有完整的技術,且無論規模還是創新實力都已超過日本,直追韓國和中國臺灣。“這些成就產業界都明白,但資本界顯然對京東方有很多誤讀。”陳炎順說。
京東方副總裁張宇也承認,京東方的確短期內沒能為投資者帶來更多的回報,“但任何產業都要遵守發展規律。中國大陸投資界流行的方便面文化仍然存在,短期沒有收到實效就會很著急。在資本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這可以理解。但是,要培育戰略性產業,使其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需要產業基金的支持。這類基金應該不重視短期投資行為,而是著眼于10~1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收益,與國家培育大公司的戰略相呼應。”
究其根本,這種“產業形象與資本形象錯位”現狀,正是由中國大陸液晶面板產業發展的商業模式所導致——產業的投資回報周期較長,故而通常采取著眼于長遠發展的政府主導投資模式,同時短期內又必須在資本市場融資,進行市朝運作。
“擁有強大的政府投資又要按照市朝運作,這是京東方成功也是遭質疑的關鍵點,我們是鋼絲上的舞者。”陳炎順說。
2011年上半年,鄂爾多斯市政府答應配置給京東方一個不低于10億噸儲量的煤礦,主要用于在鄂爾多斯投資5.5代AM-OLED有機發光顯示器件生產線。煤礦配置的做法直接讓質疑的矛頭對準了京東方——這一年京東方虧損12.15億元。
“虧損肯定是不正常的,不管用誰的錢,但是這個產業對中國大陸太重要了。如果中國大陸沒有企業做面板,一年500多億美元的進口額,中國大陸電子工業將是什么狀況?我們起步晚,京東方做5代線的時候,產能連1%都不到,不虧才怪。現在把控能力強了,才有了2012年的贏利。”張百哲如此認為。
東旭集團副總裁王建強認為,近幾年面板產業都在虧損,原因在于核心設備(如曝光機、鍍膜機等)以及核心材料成本偏高。比如液晶玻璃,8.5代線面板用的玻璃中國大陸不能生產,小尺寸的產量也很少。“在顯示設備上,國家在資金上支持企業創新制造,但這需要一個過程,同時面板產業投資金額是比較大的。”王建強說。
同樣令人側目的還有另一組數據。截至去年,京東方上市10年完成4次融資,累計融資額高達171億元,而其他資金主要由銀行貸款與政府支持:合肥6代線中,有30億元是合肥市政府旗下投資公司直接出資;北京8代線,北京市政府直接投資85億元作為啟動資金,后來又通過定向增發的方式注資45億元。
這種模式是液晶面板行業階段性選擇還是最優化選擇?中國光學光電子行業協會液晶分會秘書長梁新清認為,這是階段性的選擇,中國大陸的特殊情況導致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發展規劃,在政策、土地、基礎設施建設上都應給與支持。即便不引進國內公司也會引進國外公司,像南京就在跟夏普合作。
“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等產業正在快速發展,信息消費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種種信號都預示著作為信息消費底層支撐產業的液晶面板已經到了收割期。這個產業接下來會逐漸提高市朝程度,從量的競爭轉變為質的競爭。”梁新清說,“這個產業用了十年時間證明了自己,它不應該一直處于自我辯解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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