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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方遠

　　2010年年末，中國三大運營商交出了3G用戶近4000萬的答卷。其中TD用戶為1883.5萬戶，占比四成。作為中國自主的3G標準，TD交出這樣的成績單實為不易。

　　回望過去十年，TD的產業化伴隨著風險與質疑一路走來，其中有多個關鍵節點。可以說缺少其中任何一步，TD都有可能中途夭折。另外，關于中國自己的3G標準能否做大，會不會貽誤中國3G產業發展時機的爭論也從未停止。

　　事實上，TD并不是一開始就被各方認同，由最初大唐的孤軍戰斗，到引入更多的產業鏈合作方，再到2006年規模試驗后TD真正上升為國家意志，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TD十年發展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則是2009年3G正式發牌。TD作為中國自主3G標準交由全球用戶最多的運營商中移動運營。這意味著過去產業化過程宣告結束，進入了市場推動的階段。

　　從新世紀之初開始，伴隨TD走過十年之路的是無數大大小小的企業。十年中有人困惑搖擺，有人在黎明前的黑暗倒下，也有人在看到3G的誘惑后新近加入，當然也有像大唐這樣堅定不移的支持者。

　　作為TD技術的研發主體，大唐電信集團在過去十年來背負了與TD相關的榮與辱。TD多年的高額投入讓大唐要不斷的靠銀行貸款來發展產業，其資產負債率一度高達91%。如今，雖然產業化的風險已經消除，但TD的市場化風險依然存在。不過由于中移動的加入，大唐的壓力減輕許多。

　　大唐角色

　　《21世紀》：有人說為了發展TD拖慢了中國3G啟動的步伐，您怎么看TD在整個3G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陳：3G發展初期，很多樣機都被淘汰，不能真正去商用，包括TD在內的3種3G標準都需要經歷一個逐步成熟和穩定的過程。實際上，全球3G市場到2006年才開始真正發展，在2005年之前的用戶都不多；與1G、2G比較，我國3G商用與其他國家的時間差并不是很大。

　　在國際3G商用的這段時間里，我們的制造業、運營商都在發現和解決著3G發展過程中問題。比如說，我們認識到移動互聯網才是3G真正的驅動力，而不是視頻通信。比如說，TD經過了從2006年、2007年到北京奧運會最嚴格的試驗，運營、制造、應用等產業鏈逐漸成熟。從全球來講，我國政府發牌照的決策是謹慎的，從技術要求上講也是最嚴格的，我們只是希望中國的3G發展能少走彎路，同時TD也快速成長起來。

　　我們只能說，在WTO的規則下，公平競爭是沒錯的，但剛開始的“試驗田”給誰是不一樣的。

　　《21世紀》：過去十多年，大唐電信集團與TD這塊“試驗田”的命運一直捆綁在一起。為什么是大唐電信集團承擔起了參與競爭國際標準這項使命？

　　陳：大唐電信集團作為一家科技創新型中央企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最大的和實力最強的電信研究院，本身就有很多自主創新的基因，并背負著強烈的民族的歷史使命感。第二，在七十年代我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地位的同時，我們成為了國內第一個ITU(國際電信聯盟，政府間組織)成員。我們的老專家們在這個組織摸爬滾打幾十年，讓我們慢慢懂得了國際標準的“游戲規則”。

　　同時，當我們獨辟蹊徑提出了TD-SCDMA標準后，也得到了政府和國內很多老專家的大力支持，經過很多努力，才使它變為了3G國際標準。

　　《21世紀》：您怎么界定大唐電信集團在通信市場中的角色？

　　陳：這和我們做中央企業的定位是有關系的。首先，我們是信息通信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企業。我們推進TD成為國際標準。目前我們系統設備占國內TD市場份額的30%，在芯片和解決方案占了50%的市場份額。下一步我們會推動TD的國際化。

　　第二，中央高科技企業重要的是自主創新。中央企業背景、類型存在較大差異，大唐電信集團是處于高科技領域的全球市場競爭環境下的中央企業，依托自主創新技術，帶動本土行業的進步、提升我國移動通信業的國際競爭力，是我們企業存在的、發展的應有之義。

　　我們認為，大唐提出的TD-SCDMA國際標準并推動其實現產業化、市場化，是中央企業以自主創新能力帶動行業進步的成功案例，是央企履行社會責任的集中體現。

　　產業化與國家意志

　　《21世紀》：2000年TD標準正式確定后，產業化成為TD最大的難題。TD產業聯盟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成立的？

　　陳：從歷史的角度看，第一代移動通信時期，我們全部的技術、設備等都依賴進口。到了第二代移動通信時代，實際上我們國內能做的是一些基站等運營商系統設備的制造和手機的貼牌生產，仍然沒有核心技術。第三代移動通信時代，為打造基于自主創新技術的完整產業鏈這一歷史使命提供了重要契機。

　　在2002年，政府和大唐電信集團意識到，光靠一家企業實際上很難完成TD產業鏈的建設。所以，在政府的主導下，由大唐發起首批8家成員共同成立了TD產業聯盟。

　　實踐證明，這幾年的發展是成功的，從手機芯片、測試儀器儀表、系統設備，到終端、網優、天線，從僅有國內企業，到國際巨頭的加入，逐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TD產業鏈。

　　《21世紀》：產業聯盟為何需要政府出面？當時企業的態度是什么？

　　陳：首先，電信是一個政府管制的市場，沒有政府的出面推動，企業很難看到信心。當時企業最大的擔心就是，“你到底有沒有市場？”因為當時并沒有明確主體運營商是誰。

　　第二，中國從來沒有自主創新的技術成為國際標準，更沒有產業化的經驗可談。所以，企業也好、政府也好，在這個過程中都在學習，共同成長。

　　在政府的指導下，TD產業聯盟是真正按照企業的方式在運作，因為大家有個共同的目標，就是TD產業化。最初的8家成員，是政府和大唐電信集團在做了大量的努力和深入的溝通后取得的成果，其中我們也作出了較大的犧牲。在之后的過程中，其實也有部分搖擺或退出的企業，當然也有和大唐電信集團一樣堅定不移的以及積極加入的企業。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TD聯盟——到目前為止已有78家，說明大家在產業化、市場化的過程中看到了信心。

　　《21世紀》：TD的產業化可以說充滿了風險，聯盟中有些公司倒在了“黎明的前夜”，比如2008年從事TD終端芯片研發的凱明遭遇資金鏈斷裂。大唐電信集團有沒有特別艱難的時刻？你們是如何解決資金問題的？

　　陳： 困難是有的，對于大唐電信集團來說，一部分是企業行為，一部分是國家的戰略，雖然國開行等給予了我們很大的貸款支持，但我們本身的確承擔了很大的風險和資金壓力。

　　最艱難的時期是在2005和2006年，在2006年，我們的資產負債率最高達到了91%。最近幾年，通過我們在產業化、市場化方面的努力和企業改革方面的成果，特別是選擇了“輕型化”的發展模式，我們目前的資產負債率為35%左右，這個轉變十分不容易。

　　《21世紀》：TD作為一項“半公共”產品，您認為政府意志在不同階段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陳：從TD技術的溢出效應上看，TD確實可以說是一項“半公共”產品。從當前的歷史階段來看，已經進入一個市場拉動TD成功的關鍵時期。

　　過去在標準階段，可能更多需要的是大唐電信集團一家企業的努力和政府支持；到了產業化的階段，在很多企業特別是運營商支持做試驗網時，政府的指導和支持的作用更大；目前，已經進入到市場推動階段，在初期可能還需要政府的指導力量，而當TD到5000萬、1個億的用戶時，在不同的節點上會進入一個純市場的時期，自身就會進入良性循環。相信在2011年，TD的市場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TD產業鏈已經成熟

　　《21世紀》：2009年3G發牌，意味著TD發展的重點由產業化階段進入市場化階段?，F在看來，您覺得TD有沒有得到市場的認可和驗證，它的產業鏈成熟了嗎？

　　陳：TD本身的產業鏈已經百分之百成熟。從設備到芯片，再到終端，TD的產業鏈與另外兩個3G標準并沒有太多的區別。

　　但是，成熟并不意味著沒有問題。今天我們還需要兩個提升：一個是提升TD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走向國際市場，實現“國際標準”應用的“國際化”。

　　第二，TD的終端、業務和應用要更豐富，滿足各個層次的需要，比如手機的價格、款式、功能，個人消費者和行業消費者的增值業務需求，都要進一步滿足。

　　《21世紀》：進入到市場化階段后，提到TD人們的目光都到中國移動上去了。對于大唐電信集團來說，現階段的作用是什么？

　　陳：無論是作為有著牢固業務關系的合作伙伴，還是作為國資委管理的兄弟企業，大唐電信集團將繼續支持中國移動做4期、5期的網絡覆蓋以及大量的網絡優化工作，提供包括天線、基站、測試設備等產品，提供更好的服務。

　　第二是在芯片方面，我們要做出更有競爭力的產品，包括低端和高端芯片，繼續降低芯片成本，提高開發速度，從而推動和支撐這個行業快速發展。

　　另外，繼續推動TD在物聯網、三網融合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上發揮關鍵作用。我們將在天津、上海、北京開展多項物聯網示范和推廣工程，讓TD的應用更廣泛。

　　同時，我們也會在應用層面做更多的布局，在增值服務方面與新華社推出新華頻媒等跨行業業務。以及成立基金投資TD及半導體行業等，讓這個產業更加豐富起來。

　　《21世紀》：典型意義的3G用戶目前還是聯通的WCDMA最多，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陳：這是TD用戶結構優化的問題。3G絕對是以移動互聯網為發展方向的，所以我們應該主導讓TD-SCDMA成為移動互聯網承載的主體，這才是適合未來的發展方向，也符合歷史潮流。

　　大唐電信集團現在支持中移動做了大量的工作，現在低端的TD手機(采用大唐聯芯的芯片)只有1000元；同時根據不同地域的消費情況我們還推出了不到500元的手機終端產品。

　　《21世紀》：就目前看來，影響TD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是在終端還是在網絡？產業鏈如何才能進入良性循環？

　　陳：我認為，今天手機的瓶頸，不單是終端的問題，而是整體配套的問題。運營商和手機廠商現在都在補貼，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深入考慮如何更快的結合定制和渠道一同來推動。

　　TD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我認為是網絡覆蓋的問題，用戶體驗的問題。如果沒有連續覆蓋，2G、3G總是在切換，就沒有良好的用戶體驗，雖然目前我們2G、3G的切換已經提高到98%以上。只有連續性覆蓋，用戶才可能有爆發性增長。

　　今天產品、產業是成熟的，但是產業鏈還未進入良性循環，這還需要時間，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相信當TD達到1億用戶的時候，沒有任何人還會討論說TD的產品如何如何。

　　當然，我們還要看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對運營商商業模式的改變。

　　4G不需要十年

　　《21世紀》：3G時代，我們發展TD可以說是“十年磨一劍”。如今4G國際標準即將確定，您對于TD-LTE-Advanced技術標準的產業化時間有怎樣的預期？

　　陳：大唐主導的TD-LTE-Advanced已經是4G國際技術標準，最終結果可能會在2012年1月正式公布。大唐電信集團首先會借鑒3G方面的一些經驗，為4G產業化做很多準備，并配合中移動做試驗網。這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去驗證，和TD-SCDMA走過的路是類似的。

　　TD用了10年的時間去完成產業化。今天，由于技術的進步和產業界的努力，已經打下了很多基礎，所以4G產業化的時間不會像3G那么長，也相信在政府和產業界的共同努力下，會加快這一進程。

　　《21世紀》：相比于之前的探索，未來在發展4G的過程中我們會有哪些創新和變化？

　　陳：4G的發展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在發揮中國低成本制造優勢的同時與中國創造進行有效結合。在4G時代，我們會通過和高校、企業在不同層面的合作，推進大唐電信集團獨具特色的“產學研用”研發體系的建設，從而保持領先的創新優勢，不斷推動產業的發展。

　　同時，在4G時代我們也會推進商業模式的轉變，不會像3G時代等國家明確主體運營商我們再賣產品。在TD-LTE階段，我們會同步展開國內、國際市場的開拓，行業應用和運營商市場的開拓。

　　另外，大唐電信集團還會繼續產業與資本市場對接，把創新驅動與資源驅動結合。曾經，大唐電信集團是靠銀行貸款來發展企業；到4G時代，我們一定會有以發揮大唐獨特的知識產權優勢的商業模式的變化，我們將發揮產業基金和資本的力量。

　　《21世紀》：未來大唐電信集團既要配合移動做好3G的商用，又要主導4G標準的產業化，二者關系如何協調？

　　陳：在 “十二五”初期，我們將同時為TD商用化和4G產業化做準備，在TD商用化進程中同時走國際化道路。

　　過去我們講“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產業化、產業市場化”，現在要推進“市場國際化”，這對國家的最大戰略意義是，大唐電信集團不僅僅掌握了核心技術、打造了一個基于本土企業的現代產業體系，同時我們出口的是具有中國自主核心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對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有積極的意義。

　　在2G時代大唐電信集團在產業鏈某些環節能做一些貢獻，在3G時代以大唐電信集團為龍頭，打造形成了完整的本土產業鏈；在4G時代我們將繼續主導標準，布局更高端環節，進一步增強我國在移動通信業的國際掌控權。

　　(徐志強對此文亦有貢獻)